香港社會一直存在貧富懸殊的問題，雖然億萬富翁的數字在過去十年間有所上升，在職貧窮的市民數目亦增加不少。早於1997年，社會大眾、政府和議員曾提倡關注最低工資，在斷斷續續的來回討論中，《最低工資條例草案》在2010年7月通過，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每小時28 元正，並且於2011年5月1日生效。隨著每兩年一次的檢討，最低工資的水平自2019年5月1日起四年來為每小時37.5元。立法會已通過有關修訂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附屬法例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2023年5月1日起調升至每小時40元。香港的最低工資水平仍大幅落後於新加坡、南韓、日本和台灣等亞洲主要城市。新加坡的最低工資為每小時78.3港元，南韓是57.1港元，日本是56.7港元，而台灣則為43.7港元。
香港現時一個二人家庭可獲得的綜援金額約為10,962 元，假如家庭只能夠有一人工作，每週工作6天，每月工作26天，每週工作時數約為49.7小時，最低工資的時薪要達至51元才能讓他們賺取與綜援金額相約的收入。在勞動市場，工友靠最低工資獲得的收入與社會保障的相差不遠，部份人士會選擇「只坐不做」，這就違反了最低工資作為保障他們生活的原則。最低工資須提升高於綜援收入相約的範圍，這既能提升從事基層工友的工作誘因，又能鼓勵在職市民繼續工作。
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德與同儕在1990年代對美國的最低工資的實證研究發現，在比較最低工資有調漲的新澤西州，及比鄰且最低工資無調漲的賓夕凡尼亞州的對照下，兩州的快餐業就業人數沒有減少，沒有受到紐新澤西州最低工資調漲所影響。卡德的結論是提高最低工資負面影響很小，而且不會導致就業率下降，也不會使工作機會減少，對受僱人數也沒有影響。另外，有其他學者和大學的研究指出，縱觀多年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和經濟數據，最低工資的實施與失業率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。既然失業率是受制於多個因素的影響，社會可以增加對最低工資調整幅度的理性討論及實證評估研究。
卡德的另一研究更指出，本地人的收入，可因新移民來到而增加，但對於那些較早移民當地的人可能承受負面影響。新移民與輸入外勞的情況相近，都是為著補足本地所缺乏的人口而推出的政策，這可以間接證明，增加輸入外勞，亦能推高香港本地人的收入。新加坡的例子是大量使用外勞，高、中、低檔的外勞都輸入，新加坡的年均GDP增長約5%，而香港則只有3%。新加坡2022年的人均GDP有79,576美元，而香港卻只有49,850美元，新加坡比香港高六成。現實是新加坡的整體經濟大環境改善之後，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也會有所改善，新加坡的建築工人也不會完全沒有得益。新加坡例子足以證明，大量輸入外勞處理本地人口不願或不能負擔的工作，反會增加本地人的收入。
香港的人口流失問題嚴重，若不能盡快補充，會對香港的經濟動力大打折扣。由於香港的最低工資已大幅落後亞洲主要城市，而現在全球通脹升温，是有必要把兩年一檢改為一年一檢，筆者同意最低工資的提升，要按香港經濟情況，循序漸進地增加至51港元。同時，亦要為補足人口流失而輸入外勞，這樣雙管齊下，才能令香港經濟穩步復甦，添加發展動能和新動力。當老闆在輸入外勞後賺到足夠的利潤，亦應要顧及勞動階層的生活需要，接受把最低工資調升，這樣才能達到勞資雙方雙嬴的理想局面。
文：姚潔凝
很多人清楚記得，2014年非法「佔中」和2019年「修例風波」這兩項大規模癱瘓香港的事件里，有部分積極參與者就是身兼區議員的亂港分子。他們利用區議會選舉制度的漏洞進入議會，騎劫區議會，把區議會變成宣揚「港獨」、對抗中央、煽動顛覆、侵蝕特區管治根基、破壞香港安寧的政治平台。「佔中」期間出現了一批所謂學生領袖，如「佔中」推動者、香港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，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張秀賢，參選過香港大學學生會選舉的彭卓棋等，在翌年區議會選舉中聯同約60名「傘兵」（即非法「佔中」者）參選並贏得8席。香港「眾志」的羅冠聰、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及青年新政的游蕙禎、梁頌恆等冒起，隨後更於2016年當選立法會議員。
筆者因不認同2014年非法「佔中」，故於2015年以獨立身份參選區議會選舉，作為素人是以自己薪金作競選經費。當時有外國傳媒機構主動向筆者提供資金，筆者心知外國勢力是以黑金資助素人參選，故立即拒絕。筆者參選只為履行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堅拒接受任何來歷不明資金。但在暴力文化騎劫區議會的氣氛下，首次參選便遭政敵致電「告誡」稱若參選就會被毆打，之後還在筆者面書專頁留言威脅，更有甚者寄來匿名信恐嚇稱「對你全家不利」。香港是法治社會，筆者並不會向惡勢力低頭，遂向警方報案。當年參選時深受暴力陰影籠罩者，豈止一人。
回顧過去兩屆區議會選舉，不難發現每次選舉前均有外國勢力蓄意干預，公然利用不同的社會事件和大型遊行，煽動市民的反抗情緒，把原本在基本法規定下屬於諮詢機構的區議會，變成影響政制穩定的政權機構。區議會漸漸偏離了提供地區服務的本來職能和定位，被政治色彩塗抹，轉化為一種類似地區政權或政治組織的非牛非馬之物。經過非法「佔中」和「修例風波」的前車之鑒，為避免被亂港分子和外國勢力再次騎劫選舉，為保障廣大市民的福祉，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，區議會選舉制度已經到了不得不改、非改不可的時候，其改革十分必要也實屬必然。
習近平總書記曾在2021年中青年幹部培訓班上深刻指出，「歷史和現實都表明，一個政黨、一個國家能不能不斷培養出優秀領導人才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這個政黨、這個國家的興衰存亡。」2022年7月1日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談到，「要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，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場堅定、管治能力突出、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。」根據基本法第97條，區議會並非地區政權機構，區議員雖然經選舉產生，屬公職人員的一種，亦是政制的一部分，其職能應回歸本位，「負責提供文化、康樂、環境衛生等服務」，專注其提供地區服務的使命，降低其因選舉所帶來的政治色彩。
2021年以前，香港選舉制度並未完善，從熱衷參選人士中所產生的社會領袖，往往能說會道者居多，能幹者少。如美國、日本等奉行西方式民主的地方般，平庸的社會領袖能夠通過選舉，進入香港的政制架構，這正正是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，出現了很多由外國勢力資助的政黨或政治組織所推舉的反對派人士。這些人士只靠政治資本和空泛口號，蠱惑人心來換取選票，卻從無管治地區行政經驗，有些更連基本大學學歷也欠缺。當選的區議員中，有很多學識和基本政治認識也不足，守法意識薄弱，很容易為政治利益動搖對國家和香港的忠誠，並非愛國者。
經過2019年修例風波後的區議會選舉，452個區議會民選議席，反對派取得388席(86%)，建制派取得59席(14%)。反對派議員當選後，區議會變成政治舞台，民粹主義騎劫了地區議會，議員甚少跟進民生議題。一些區議員未能遵守相關規則及指引，濫用議會資源作政治性質活動，申請撥款予涉及利益衝突的組織，區議會亂象頻生。過去三年的新冠疫情，相當部分區議員因缺乏專業的政務培訓和經驗，無力協助政府對抗疫症，區議會的功能已全面失效。第六屆特區政府為了改善地區行政，唯有成立關愛隊，以補區議會之不足，這反映是時候進行區議會改革了。
今年適逢區議會換屆，是有必要在改革中，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和選賢任能制度，堅決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外。筆者建議要立法規範，所有曾有違法犯罪紀錄的人士均不能擔任公職，包括關愛隊和區議員。政府應就區議員資格，列出必須具備相應的學歷要求，以避免常識和知識水準連小學生也不如的不理想情況出現。為達到選舉制度能充分彰顯廣泛代表性、政治包容性、均衡參與性和公平競爭性，建議改革能在提名期開始前，公平地讓有意當區議員的愛國者，先向相關的核准機構報名，核准機構可考慮由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（國安委）轄下的「資格審查委員會」擔任。
國安委可審視候選人的資格，合資格者名單由國安委提供予地區專員，國安委對愛國者作出客觀標準的定義，確保甄別程式公平公正，這樣能提升香港市民對改革制度的信心，保障港人的被選舉權，自然能提升市民在區議會選舉的參與程度，並增加選舉的競爭性和公平性。區議會改革應採取平衡政策，吸納五光十色的人才，建立「知事識人、依事擇人、精準選人，不拒眾流，方為江海」的良好政治環境，增強香港市民的歸屬感與愛國情感。這樣的改革，亦能正面宣傳特區政府是唯才是舉。有道是「以儉率人，於是天下之士無不以廉節自勵，吏治煥然一新」。（資料圖）
今集客席主持姚潔凝Maxine，跟大家分享了她對最低人均居住面積標準的研究。 事實上，設立最低人均居住面積的議案，曾於2013年10月好不容易在立法會得到不同界別的議員認可，並獲得通過。 可是，最後被時任運房局局長決定，把獲立法會通過的議案擱置，大家想知擱置理由嗎? 在民主思路智庫團隊的努力下， 特區政府於2021年10月的施政報告正式設立最低人均居住面積標準，這樣問題是否便解決了？ 請大家進入以下連結看看。